大明重启:年方三岁,登基称帝

第201章、中原问鼎(45)


    所谓河工,并非在黄河上讨生活的工匠,而是专指黄河两岸的护堤民夫。
    旧明本有一套完备的河工制度:田亩佥派,按地出丁。冬闲备料,开春固堤,夏秋巡河,世代沿袭。两百多年,虽有小患,却不曾大乱。
    朱慈炅登基后,这套东西开始被撬动了。
    早在朱慈炅刚继位还在北京的时候,他就加强了汛兵巡河制度,目的自然是加强中央对河道工程的全面控制。
    其后,朱慈炅又推出财富下沉,培育民间市场,在全国大面积铺开“雇工制”,甚至明确废除了劳役制度。
    重启新政好不好?广义上肯定是好,但具体到河工就出大问题了。任何一项成熟的政策,只要它还能运行,哪怕是坨屎,也要让它继续运行下去。
    朱慈炅的新政对黄河大堤维护几乎没有明显帮助,对归德府的河工家庭却是致命打击。河工生活的确辛苦,但他们都习惯了,每年固定时间上堤,已经是维持他们生活的必需。
    前几年,按照大明的行政效率,对河工生活影响还不明显。今年,徐州决堤了,朱小皇帝来了,对他们的影响就成了致命的,汹涌的雇工抢走了他们的活计。
    “活计”二字在大明可不只是工作的意思,而是真正的谋生手段。冒襄在虞城就遇到了很多河工家庭,隐形的福利没有了,家里有壮丁的还能竞争雇工,但健妇和老人,河上不要了。
    如果冒襄没有接触过他们的生活,只是坐在漂亮的值房里喝茶看报,他还可以说这些都是必要的阵痛,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但他见到了这代价、这阵痛。
    他随后也打探清楚了,归德府的河工额定九千一百二十户。这已经不是小数目了,这些人九成以上都受到了影响。
    河工们知道不能在河道两边取土,知道要挖多深取用黏土,知道如何备料如何打桩等技术细节,讲起一代代传承的经验,那是头头是道。
    但现在的雇工根本不管这些,在朝廷的激励制度下,那叫一个又快又好看,稳不稳当没有人关心,反正出了事是那些半懂不懂的检测验收人员的事,他们就是来挣钱的。
    当冒襄讲完他发现的河工问题,讲述河工悲惨生活时,啃羊肉的声音都没有了。这群自诩为大明新精英,时代先锋的读书人,集体沉默了。
    朝廷花了大价钱,可是却没有让基层百姓的生活变好。当然也不能这么说,在冒襄没有看到的地方,肯定有人生活变好,但他们的好是让一个大群体生活变得更差了。
    张若化甚至在想一个哲学问题,钱去哪了?这个事怎么搞得像是损弱者之利,扶强者之利一样了。他皱着眉头,在思考个体和集体的关系。
    朱之瑜握着酒瓶,递到嘴边,不像要喝酒,却像在嗅果酒的酸气。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三,虞城有郝、党两河工以身堵决口,朝廷敕封将军,立庙世受香火,朝廷不能寒了河工的心。
    岳虞峦提笔记录,斟酌良久才开口。
    “不到万户,归德方面有没有其他办法补偿。毕竟他们确实世代为国守堤,情理上说得过去。”
    傅启光的油手捋了下胡须,他的脸色冷峻,但显然已经对这件事有了判断。
    “不患寡而患不均啊!可国家要富强,就不能平均。直接帮助特定的河工群体,对其他人同样是不公,朝廷要做的,是给他们公平的机会,要相信民间的生命力。
    如果真的技术好,可以去河道衙门应聘。他们每年靠河道维持生计,可他们还有土地,耕田一样可以生存。如今更是有公义田庄兜底,只要勤劳肯干,日子自然会好。
    他们今年的苦日子,不过是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河工补贴上,自己荒废了耕种造成的,吃了亏,明年就不会了。朝廷大政要持之以恒,不能一帮人抱怨几句,就以偏概全。
    辟疆你继续说。”
    张若化顿了一下,侧头看了眼傅启光,稍微挪动了一下久坐的屁股。朱之瑜本来想讲讲国家责任和道德伦理,但听完傅启光的话,张了张嘴还是没有出声。
    几个年轻的宣令官互相对视几眼,年轻人都很有感情,尤其是冒襄,更是触动颇深。但大官,全都是无情的机器。岳虞峦想争取一点救济,傅启光都不同意,就跟没有这回事一样。
    冒襄不敢真的和傅启光顶牛,他不过八品官,面对张若化,他还敢哔哔两句,非要争个对错;面对傅启光,一是不熟,二是傅启光的地位和他们已经完全不同。
    傅启光的天工院行走,品级其实没有意义了,这个职位本来就没有品级。外放普遍都是大府知府,更曾经有孙传庭、杨嗣昌这样直接挂侍郎衔的。
    冒襄看了看他煮的稠粥,明智的闭嘴。
    “其他,我暂时还没有想到,不过后面我会提交详细报告的。”
    傅启光点了点头,把酒瓶递到蔡士京面前,跟他的酒瓶碰了一下。
    “大敬呢也说说吧。商丘乡里情况如何?”
    蔡士京抿了一小口酒,挤出笑容,似乎想忘记刚刚内心对河工泛起的同情。
    “总宣,你知道的,商丘太特殊了。乡民这段时间全都在往府城跑,一个个恨不得把祖传的东西都卖光,我在乡里,全都是跟妇孺老人打交道。
    乡里的壮丁,大包小包的天不亮就往府城赶。我看他们的红薯玉米、鸡鸭肉蛋都卖光了,其实挺担心的。现在他们挣了禁军大把银元通宝,到时没吃的又得买,万一涨价,全白折腾了。
    反正现在商丘老百姓挺有钱的,就是吃的全是麦糠,看着就瘆人的慌。我们走了,怕是要给商丘留下个大问题。”
    傅启光放下了筷子。他对这个问题显然比对河工问题更加重视,因为这个问题不再是道德关切,而是不小的政治风险。
    “大敬说的这事倒真是个问题,你们说说,该怎么解决?”